放棄2%的通脹目標是否合適？

自90年代通脹目標制出現以來，發達經濟體系就2%的通脹目標達成共識。在過去數十年裡，各國央行基本上將通脹保持在較低且穩定的水平。

然而，隨著通脹飆升至一代高位，長期低通脹的環境正在近年逆轉，繼而引發市場爭論政策制定者應否放棄普遍認可的2%的目標，並將目光轉投更高的通脹目標。

支持將通脹目標定在3%、甚至4%的人士認為，這將使名義利率上升。名義利率上升將降低央行受有效下限（effective lower bound 或「ELB」）約束的風險。當面對經濟下行時，央行將可擁有較大空間降低借貸成本。這是一個在環球金融危機後困擾政策制定者多年的問題，而調高通脹目標似乎是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

不過，這個方案本身存在不足之處，而通脹是否能夠收斂至更高目標便是其中之一。

日本央行對這一挑戰再清楚不過。10年前，該央行為了克服長期通縮而將通脹目標由1%提升至 2%。在此過程中，它啟動了大規模的量化寬鬆，藉以提高通脹，而其資產負債表亦由國內生產總值的30%大幅擴大至佔 130%。不過，這種做法顯然並未奏效。撇除2014年加稅這項因素，該國通脹至少到近日的環球經濟復蘇前一直持續處於低位。

雖然日本經濟有其獨特之處，但其他國家於同一期間均面臨通脹持續低於目標的問題。其中一項因素是環球金融危機，以致七大工業國 (G7) 產生了達國內生產總值5.8% 的產出缺口，需要數年時間才能收窄。另一項因素是全球化，在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更覺明顯，而智能手機及訂閱服務等科技創新與變革亦帶來了一定影響。

部份上述的通縮趨勢相信將出現逆轉。我們或許正經歷形勢上的更替，漸漸步入全球化程度下降的階段。比起近數十年以效率和成本見稱的延伸性供應鏈全球化模式，穩定性和距離的接近程度將成為較優先的考慮因素。這種轉變或會推升通脹，而環球經濟增長亦將放緩，令滯脹的情況變得更為嚴重。

在這種轉變中，其中一種可能發生的情況是「財政積極主義」，意味著各國央行或將上調通脹目標或放棄其獨立性。在選民預期因疫情支援計劃而改變後，各地政府似乎有望在財政方面變得更加「慷慨大方」。就中短期而言，財政積極主義或是導致通脹面臨上行壓力的另一潛在原因。

更積極的財政政策或會體現在各國政府透過調整央行系統，藉以管理支出增加的影響之上。若民粹主義導致政治優先事項發生重大變化，作出監管引導資金流入債券市場，或透過改變央行使命來容忍更高通脹亦非絕不可能的事。

然而，無論是上述任何預測會否成為現實，還是我們對淨影響的估計正確與否，目前都仍有待觀察，其他因素的後續發展也是未知之數。除了人口老化最終將導致通脹還是通縮仍存在爭論，科技變革亦有可能是對通脹不利的因素。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或可導致大規模的失業情況。

除非生產力增長乏力的情況得以改善，否則是否應容忍更高的通脹亦值得討論。大多數實證研究顯示，這兩者之間存在負相關關係，但上調通脹目標或有助刺激商業投資。不過，當生產力維持較低水平，而其他市場未有同時上調通脹目標時，競爭力則會逐漸減弱，生活水平亦將下降。

上調通脹目標亦可能損害各國央行信譽，特別是美國聯儲局及歐洲央行。從這兩家央行近期的政策審查可見，它們願意在通脹連續多年低於2%後容忍通脹高於目標水平。央行在通脹高企環境下突然轉軚，或會使人誤以為通脹不受控，並存在通脹預期超出經上調後目標的風險。

這種情況需要十分小心處理，以免「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在人口老化、反移民情緒及企業回流當前，員工強勢的情況預料將會持續。企業或許沒有多少選擇餘地，只能滿足員工的要求，就通脹上升作出補償。除非生產力增長能夠跟上步伐，否則央行們將不得不透過採取激進的沃爾克式緊縮政策，從而遏制導致工資與物價螺旋式上升的風險。

儘管從結構上來看，這十年間的通脹似乎將高於上一個十年，但這絕非必然的事。即使果真如此，供應端亦有可能需要進行相應改革，否則各地競爭力和生活水平都有可能會受到影響。而對各國央行而言，要守住信譽的話，以可持續的方式實現現有目標將是其首要任務。在這些標準達成之前，談論放棄2%的通脹目標未免過於倉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