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

權衡快樂與GDP


大約在十年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oseph Stiglitz 發表了一份名為《錯誤地衡量我們的生活:為什麼GDP增長不等於社會進步》 (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 的研究報告。該報告提出為了人類福祉而捨棄國內生產總值 (GDP) 指標的理論。近年來,這種主張在 Beyond GDP 倡議下吸引了不少人的支持。

上述概念是以人類福祉作為衡量社會表現的指標,伴隨而來的是越來越多投資者在決策過程中將社會因素納入考慮。洞悉能夠提升社會快樂指數的因素,將有助我們從環境、社會及企業管治 (ESG) 中的社會因素識別出環球經濟體系中的潛在風險。

金錢可買到的快樂有限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國家快樂指數息息相關,但對於越富有的人而言,能夠從獲得更多金錢而得到的快樂就更少。當一個社會的人均收入達到70,000美元時,快樂指數便會到達橫行區間1

快樂指數與收入的相互關係密切,背後有兩個原因:第一,在廣泛不平等的情況下,套用共同富俗政策是相對合理的做法。第二,相比起推動經濟增長,較富裕的國家或會有其他方法讓國民感到快樂。

我們以生活滿意程度作為迴歸分析的標準,從而發掘能夠解釋客觀快樂指數的主觀社會因素。結果顯示,與快樂指數關係最密切的四個因素是個人收入、長期失業、自我評估健康狀況和清廉印象。

對投資者的意義何在?

以往有不少例子證明社會因素可為金融市場帶來負面影響。 很多時候,人們的快樂因為福祉水平太低而破滅往往會帶來民粹主義政府。

從這個角度來看,將 ESG 因素納入投資框架的宏觀投資者不應試圖從「快樂」市場爭取回報,反而應考慮那些在投資「不快樂」市場時有可能需要面對的風險。

我們從研究 ESG 因素當中的社會因素發現了現時環球經濟體系的三項風險:

1. 對財政政策的廣泛需要或會為社會帶來負面影響

從實現充分就業轉向共融策略的取態可見,美國聯邦儲備局已意識到財政政策可為社會帶來的影響,以及其需要為改善不平等狀況肩負的責任。這讓政策趨向維持低息環境,藉以延長經濟週期和改善國民的福祉。然而,以此直截了當的方式應對或會讓聯儲局在通脹當前陷於後知後覺的局面。通脹不單會蠶食收入,任何進取的反應式加息舉動都有可能讓經濟墮進衰退,形成自我摧毀的「盛極而衰」週期。屆時,社會將受到收入下跌和失業率增加雙重夾撃。

2. 能源轉型是否以社會代價成全環保?

應對氣候變化對於後代的可持續繁衍和福祉相當重要。長遠而言,能源轉型是在潔淨能源領域創造較高薪職位的良機。 然而,在處理方面將需要十分小心,因為轉型過程很可能會為現今世代帶來社會方面的影響。

3. 疫情後的社會動盪是否將曝露企業管治方面的不足?

在疫情期間,各國為了保障人民的身體健康而實施封城措施,但同時亦為人們的心理健康、收入和就業帶來了負面影響。當局者要取得平衡實在不易。在前所未有的政府支持下,至今的研究發現人們在評價自己的生活時展現了較去年更強的快樂指數。

快樂與否又有何干?

到底我們是否應該從追求GDP 轉為追求人類福祉,目前仍未有定論,但找出讓社會快樂的因素將有助我們從中識別出環球經濟體系的潛在風險。

我們的研究指出,社會考慮因素是有力企業管治的延伸:在 ESG 當中,社會是建基於企業管治之上。這跟越來越多股票投資者認同照顧持份者將帶來商業價值的情況一致。新的社會契約將會持續,而主動投資管理機構將在向企業高管問責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1 資料來源:World Happiness Report data/Gallup, 2021. 60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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