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勢前瞻

除了GDP,還要考慮幸福感

今年9月,聯合國秘書長António Guterres發表了〈我們的共同議程〉(Our Common Agenda)報告,提議全球共同解決假訊息到處流竄的「訊息流行病」(infodemic)、打擊逃稅問題、實現社會保障的覆蓋率,以及改革GDP(經濟成長率)的衡量方式等四大主題。

António Guterres在報告中指出,過去習慣以GDP衡量進步與繁榮所造成的盲點需要被改變,以確保在獲利的同時不會犧牲人類與地球。事實上,以GDP作為一國經濟力表現的指標,已經開始遭受挑戰。

施羅德投資集團經濟學家Piya Sachdeva指出,早在10年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就發表了《錯誤地衡量我們的生活:為什麼GDP成長不等於社會進步》(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的研究報告,提出以「幸福感」(wellbeing)並捨棄GDP為指標的理論。而根據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的報導,去年初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年會上,一批經濟學家在一場名為“Beyond GDP”(超越GDP)的分組座談中,也直指單以GDP衡量國家繁榮與否是個錯誤:因為GDP不考慮人們的健康或潔淨環境的價值,也不注重收入或財富的分配,更不重視生活品質。

伴隨以「幸福感」作為指標衡量社會表現而來的,是有愈來愈多投資人在投資決策過程中將社會因素納入考量。「找出讓社會快樂的因素,將有助於我們從ESG當中的“S”來識別對全球經濟可能造成的風險。」Piya Sachdeva說。

「不幸福」市場可能帶來投資風險

不可諱言,GDP與國家幸福息息相關,但對愈富有的人而言,能夠從金錢得到的快樂就愈小。Piya Sachdeva提到,當一個社會的人均收入達到7萬美元時,幸福程度就會進入高原期(見圖)。

圖:GDP超過7萬美元,幸福程度便趨於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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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世界幸福報告,蓋洛普,2021年。

Piya Sachdeva以迴歸分析研究哪些客觀的社會因素最能解釋主觀的幸福感(即生活滿意程度),發現與幸福感最密切的四大因素是個人收入、長期失業、自我評估健康狀況與對清廉的印象。

雖然就像GDP成長率與市場表現沒有必然關係;驅動一國幸福快樂與否的社會因素,也不太會影響股市報酬。「但以往有不少例子證明社會因素可能為金融市場帶來負面影響,尤其是新興市場和前沿市場,因為一旦人們的幸福水準太低,往往會帶來民粹政府。」她表示,從這個角度來看,將ESG因素整合進投資框架的投資人,不應從「幸福」市場尋求報酬,而是要考慮「不幸福」市場可能對投資帶來的風險。

社會快不快樂比你想得還重要

因此,從ESG因素當中的“S”角度觀察,Piya Sachdeva認為全球經濟體系現在面臨三大風險:

  1. 對貨幣政策的廣泛需要可能對社會帶來負面影響。美國聯準會壓低利率以求延長景氣循環和提升國民幸福感,可能導致太慢對通膨做出反應。通膨不只會蠶食收入,任何積極的升息舉動都可能讓經濟陷入衰退,屆時社會將受到收入下跌和失業率增加的雙重打擊。
  2. 能源轉型是否犧牲社會以成全環境?應對氣候變化對於下一代的永續成長和幸福至關重要,長期而言,能源轉型在潔淨能源領域可創造較高薪工作的機會;然而需要十分小心處理,因為轉型過程可能對目前的世代帶來社會影響。
  3. 疫情後的社會動盪與治理的兩難。疫情期間,各國政府很難在「保障人民身體健康而封城」與「對人們心理健康、收入、就業帶來負面影響」之間找到平衡。不過在政府前所未有的支持下,目前研究發現人們在評價自己的生活時展現較去年更強勁的快樂指數。

社會快不快樂重要嗎?從高度清廉的國家人民較為快樂來看,社會考量源自於有力的治理,這也跟愈來愈多股票投資人認同照顧利益關係人將帶來商業價值的情況一致。新的社會契約將會持續,而主動投資管理機構將在向企業高階經理人問責方面扮演重要角色。